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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玄武门之变

    武德九年(626),魏徵离开长安,前往山东之地(崤山以东)。


    就在几个月前,玄武门惊变,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。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。不过,血迹会被清扫,刀光剑影会隐去,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。


    权力洗牌之后,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,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。玄武门事变后,唐朝政局不稳,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,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。于是,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:抚慰山东之地,平息骚动。选择魏徵,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,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;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,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。


    走出森严的宫廷,重游旧地,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。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,他创作了一首《暮秋言怀》:


    首夏别京辅,杪秋滞三河。


    沉沉蓬莱阁,日夕乡思多。


    霜剪凉阶蕙,风捎幽渚荷。


    岁芳坐沦歇,感此式微歌。


    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,诗作极少。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,没功夫雕琢文字。结尾的“式微”二字出自《诗经》:“式微式微,胡不归?”《毛诗传》认为,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,黎侯被狄人驱逐,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,创作了这首诗。


    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,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,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: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!


    难怪,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: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,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。


    当魏徵到达磁州时,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,魏徵立马将其释放。他说:上面刚刚下了诏令,太子、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,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,怎么取信于天下?魏徵的作为,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。最重要的是,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。


    主上以国士待我,我以国士回报。
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01


    魏徵是巨鹿人,自幼生活潦倒,但志向高远。隋末天下大乱,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。


    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——王通。这是一位奇人。他精通五经,又有王霸之略,怀着一颗济世之心,渴望明主赏识。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,王通有志不能施,拂袖归山,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。


    王通门徒众多,而且多是唐初名臣。相传,温彦博、杜如晦、陈叔达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、王珪,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。


    不过,有人就提出疑问了:这么厉害的一个人,几乎不见史传,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。有一本传世的《中说》,还是模仿《论语》语录体,由后人追记而成。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,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?


    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,至少在杜淹、陈叔达、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。至于李靖、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,尚有争议。不过,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,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。


    比如《中说》提到:“子曰: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。”这是民本思想。


    “不知道,无以为人臣,况君乎。”这是君权有限思想。


    “必也言之无罪,闻之以戒。”这是君王纳谏思想。


    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,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。尤其是纳谏的风气。武德四年(621),李世民击败窦建德,进入洛阳,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,不禁感叹。薛收趁机进言:“秦增阿房之饰,汉罢露台之费,故汉祚延而秦祸速,自古如此。”李世民心领神会。


    薛收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其实,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。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,意欲重拾儒家道德,拨乱反正。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,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。魏徵就是其中一员。


    在遇见李世民之前,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。


    大业十三年(617),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。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,于是重用他。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,李密虽然称奇,但未能采纳。


    当时,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,被李密击败。胜利之际,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,他说:魏公(李密)虽然赢了,但是精锐受损,加上府库没有积累,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。还不如深沟高垒,与敌人相持,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,率军追击,这才是取胜之道。可惜无人听他的话。


    后来,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,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。魏徵毛遂自荐,去劝降李勣。结果,窦建德率军南下,魏徵、李勣等人成了俘虏。没过多久,魏徵又事窦建德。窦建德被击败后,魏徵再次入唐,受到李建成的重用。


    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,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。他来者不拒,每事一主,也都尽其所能。


    其实,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。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,山路艰险,魏徵创作了一首《述怀》,里面有这么一句:“岂不惮艰险?深怀国士恩。”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?


    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,遇见知人的君主,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?


    02


    贞观初年,天下初定,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。


    朝中分成了两派。


    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,但是百姓淳朴,可以教化,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。当今要务在于安民。


    封德彝则指出:“三代以后,人渐浇讹,故秦任法律,汉杂霸道,皆欲化而不能,岂能化而不欲?若信魏徵所說,恐败乱国家。”他认为,人心变坏,已经无法推行仁义。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,汉朝必须行霸道。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。


    魏徵反驳道:“若谓古人淳朴,渐至浇讹,则至于今日,当悉化为鬼魅矣,人主安得而治之!”如果人心不断变坏,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,君王要怎么治理呢?


    其实,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,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,还是法律,到底是轻徭薄赋,还是高压政策。


    当时,唐太宗不到三十岁,且战功赫赫,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,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。


    史载:“(贞观)元年,关中饥,米斗直绢一匹;二年,天下蝗;三年,大水。”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,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。直到贞观四年,才算拨云见日,天下丰收,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。


    唐太宗自己回忆道:“贞观初,人皆异论,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。惟魏徵劝我,既从其言,不过数载,遂得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。”


    封德彝。图源:影视剧照


    还有一次,朝廷派人征兵,封德彝上奏道:中男虽不到十八岁,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,也可一并征发。


    唐太宗同意了。魏徵坚决反对,当时他是尚书左丞,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。于是,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。


    唐太宗大怒,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:中男中魁梧壮实的,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,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,而你却如此固执!


    魏徵答道:治军不在人数众多。只要陛下治军得法,足以无敌于天下,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!而且陛下总说:“朕以诚信治天下,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”,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,却已经多次失信了。


    唐太宗惊愕地问道:朕如何失信了?


    魏徵答道:陛下刚即位的时候,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,结果秦王府的财物,照收不误。下令免除徭役,结果不久又说,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。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?


    唐太宗听后,高兴地说: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,怀疑你不懂政务,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,确实都切中要害。朝廷政令不讲信用,则百姓不知所从,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?朕的过失很深呐!


    于是,朝廷不征中男为兵。


    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里说,魏徵是“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”和“无所畏惧的谏诤者”。在史书中,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,指点江山的身影,这些是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事情。他的出现,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:太宗想炫耀武功了,他出来制止;太宗想大兴土木了,他出来反对;太宗想铺张浪费了,他出来劝诫。


    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:“每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及尧、舜。”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。


    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。贞观十三年,魏徵上“十渐疏”。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,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:求珍奇,倾民力,拒直谏,远君子,尚奇异,轻臧否,好畋猎,疏上达,荒政事,重徭役。最后写道:


    “当今太平之基,既崇极天之峻;九仞之积,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,时难再得,明主可为而不为,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。”


    唐太宗读后,甚为震动,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:“朕将虚襟静志,敬伫德音。”


    喋喋不休的谏臣,每次发完牢骚之后,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。


    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。


    03


    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“克终”,败亡相继?


    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
    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。隋朝,一个“甲兵强盛”、“风行万里”的王朝,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,就“率土分崩”、“子孙殄灭”。如果没有隋的速亡,也不会有唐的兴起。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。因此,撰述隋朝历史,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,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。


    贞观三年(629),唐太宗命魏徵修《隋书》。魏徵不仅主编《隋书》,还亲自撰写了《隋书》的序、论。


    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:“其隋之得失存亡,大较与秦相类。”《隋书》认为隋亡于炀帝,正如秦亡于二世,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、穷兵黩武、营造无度、巡幸不止等做法。


    但是,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,《隋书》里问道:“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,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。其故何哉?”魏徵的答案是:隋文帝扰动百姓,是为了让百姓“安”,隋炀帝扰动百姓,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。同时,魏徵还认为,隋朝败亡之兆,起自高祖。从隋文帝暮年“无宽仁之度,有刻薄之资”开始,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。


    可以说,《隋书》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。


    《隋书》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唐太宗说过:“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”以史资政,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。


    在唐太宗的鼓励下,魏徵联合虞世南、褚亮、萧德言等人,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,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,献给皇帝。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,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。


    以《三国志》为例,原书约69万字,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,十不存一。比如关羽,只选取到义别曹操,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。


    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。比如鲍勋,原文1300余字,只减到了593个字。鲍勋是个谏官,秉正无私。黄初六年(220),曹丕欲兴兵伐吴,鲍勋直言不可,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,最后大败而归。曹丕看他不顺,借故杀了他。《群书治要》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:“死之日,家无余财,莫不为勋叹恨。”


    陆逊是《三国志》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,他在《群书》的戏份只有400多字。而他的族侄陆凯,因为劝谏孙皓之故,篇幅竟有2700多字。


    可见,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,而在彰显“劝谏之臣”。


    因此,《群书治要》问世之后,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,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。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,十分受欢迎,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。


    可以说,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夹带的私货,越来越不流行了。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“谏臣之道”?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?都不是。


    最大的原因是,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——唐太宗。


    贞观之后,再无第二个唐太宗,《群书治要》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影视剧照


    04


    有一次,唐太宗宴请群臣,说道:


    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为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谨,安国利人,成我今日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徵而已。”


    在唐太宗心中,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。


    唐太宗即位之初,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既有内忧又有外患,灾荒严重的地方,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。


    贞观五年,“天下大稔,流散者咸归乡里,米斗不过三四钱,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。东至于海,南极五岭,皆外户不闭,行旅不赍粮,取给于道路焉”。


    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:经济恢复,政治稳定,社会风气良好。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,但是,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。因为,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,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、从未被超越的理想。


    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,就是君臣道合,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。


    一次,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,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,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,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:魏徵作为一个臣子,行为应有形迹,不能避开嫌疑,否则就会招来诽谤。虽然没有私情,也应当受到责备。


    后来,魏徵入朝说:臣听说君臣一心。如果不存公道,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,君臣上下都这样做,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。


    李世民诚恳认错: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。


    魏徵又说: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,不要让臣做忠臣。


    李世民问:忠臣、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?


    魏徵说: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,君主得到赞誉。忠臣自己遭祸被杀,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,国破家亡,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。


    魏徵知道,能够决定他是忠臣、还是良臣的,并不是自己的作为,而是君王的行径。也就是说,君主纳谏,使其成为良臣;君主顽固,使其成为忠臣。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,却不能没有唐太宗。


    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:“君但莫违此言,我必不忘社稷之计。”


    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。


    经历过天下之惊变,面对历史的殷鉴,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。唐太宗曾说过:“天子者,有道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则人弃而不用,诚可畏也。”畏惧什么呢?畏水能覆舟,所以先存百姓;畏偏听则暗,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。


    唐太宗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北宋时,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:


    “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,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,故君臣道合,千载一时,事无不言,言无不纳。”


    好像只要臣子敢谏、君主纳谏,就能使得天下大治。


    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,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,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。然而,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,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。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,而非同行之人。


    熙宁三年(1070),王安石求去。宋神宗责怪道:“朕与卿相知,近世以来所未有,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,形固不足累卿;然君臣之义,固重于朋友。若朋友与卿要约,勤勤如此,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,安得不为朕少屈?”


    大意是: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,君臣只是一种形式。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,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。更何况我们是君臣,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?含情脉脉,令人感动。


    后来,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,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。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。


    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,正如贞观之治一般,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。


    05


    贞观十七年(643),魏徵病逝。唐太宗痛哭流涕,为之神伤。没过多久,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,魏徵位列第四。


    然而,两人的结局都不太圆满。


    这一年,太子李承乾谋反,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。


    当时,侯君集、杜正伦与太子有染,一个被杀,一个被贬。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,说他们有宰相之才。唐太宗不得不怀疑,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,他有没有可能结党营私呢?


    随后,唐太宗得知,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,拿给史官褚遂良看,估计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。魏徵有了好名声,那自己不就成了被劝谏的昏君吗?唐太宗越想越气,完全丧失了判断力。


    于是,他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,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。


    贞观十九年(645),李世民亲征高句丽。如果放在以前,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,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。这一次没有了。唐军虽然取得大胜,太宗还是后悔了。回师之后,他叹息说:“魏徵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”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。


    最后的最后,唐太宗还是那个千古无二的开明君主。
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,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,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;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,尚且不能走出“克终者寡”的历史规律。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?


    魏徵留下的这个终极问题,只能待后人解答。


    【清】刘源:《凌烟阁功臣图》之魏徵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参考文献:


    【唐】魏徵等撰:《隋书》,中华书局,1973


    【唐】刘昫等撰: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


    【唐】吴兢:《贞观政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

    【唐】魏徵等撰:《群书治要》,中华书局,2014


    【宋】欧阳修、宋祁撰:《新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


    【宋】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1956武德九年(626),魏徵离开长安,前往山东之地(崤山以东)。


    就在几个月前,玄武门惊变,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。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。不过,血迹会被清扫,刀光剑影会隐去,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。


    权力洗牌之后,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,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。玄武门事变后,唐朝政局不稳,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,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。于是,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:抚慰山东之地,平息骚动。选择魏徵,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,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;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,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。


    走出森严的宫廷,重游旧地,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。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,他创作了一首《暮秋言怀》:


    首夏别京辅,杪秋滞三河。


    沉沉蓬莱阁,日夕乡思多。


    霜剪凉阶蕙,风捎幽渚荷。


    岁芳坐沦歇,感此式微歌。


    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,诗作极少。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,没功夫雕琢文字。结尾的“式微”二字出自《诗经》:“式微式微,胡不归?”《毛诗传》认为,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,黎侯被狄人驱逐,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,创作了这首诗。


    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,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,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: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!


    难怪,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: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,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。


    当魏徵到达磁州时,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,魏徵立马将其释放。他说:上面刚刚下了诏令,太子、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,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,怎么取信于天下?魏徵的作为,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。最重要的是,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。


    主上以国士待我,我以国士回报。
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01


    魏徵是巨鹿人,自幼生活潦倒,但志向高远。隋末天下大乱,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。


    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——王通。这是一位奇人。他精通五经,又有王霸之略,怀着一颗济世之心,渴望明主赏识。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,王通有志不能施,拂袖归山,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。


    王通门徒众多,而且多是唐初名臣。相传,温彦博、杜如晦、陈叔达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、王珪,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。


    不过,有人就提出疑问了:这么厉害的一个人,几乎不见史传,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。有一本传世的《中说》,还是模仿《论语》语录体,由后人追记而成。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,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?


    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,至少在杜淹、陈叔达、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。至于李靖、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,尚有争议。不过,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,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。


    比如《中说》提到:“子曰: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。”这是民本思想。


    “不知道,无以为人臣,况君乎。”这是君权有限思想。


    “必也言之无罪,闻之以戒。”这是君王纳谏思想。


    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,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。尤其是纳谏的风气。武德四年(621),李世民击败窦建德,进入洛阳,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,不禁感叹。薛收趁机进言:“秦增阿房之饰,汉罢露台之费,故汉祚延而秦祸速,自古如此。”李世民心领神会。


    薛收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其实,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。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,意欲重拾儒家道德,拨乱反正。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,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。魏徵就是其中一员。


    在遇见李世民之前,魏徵换了好几任主公。


    大业十三年(617),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。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,于是重用他。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,李密虽然称奇,但未能采纳。


    当时,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,被李密击败。胜利之际,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,他说:魏公(李密)虽然赢了,但是精锐受损,加上府库没有积累,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。还不如深沟高垒,与敌人相持,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,率军追击,这才是取胜之道。可惜无人听他的话。


    后来,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,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。魏徵毛遂自荐,去劝降李勣。结果,窦建德率军南下,魏徵、李勣等人成了俘虏。没过多久,魏徵又事窦建德。窦建德被击败后,魏徵再次入唐,受到李建成的重用。


    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,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。他来者不拒,每事一主,也都尽其所能。


    其实,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。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,山路艰险,魏徵创作了一首《述怀》,里面有这么一句:“岂不惮艰险?深怀国士恩。”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?


    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,遇见知人的君主,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?


    02


    贞观初年,天下初定,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。


    朝中分成了两派。


    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,但是百姓淳朴,可以教化,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。当今要务在于安民。


    封德彝则指出:“三代以后,人渐浇讹,故秦任法律,汉杂霸道,皆欲化而不能,岂能化而不欲?若信魏徵所說,恐败乱国家。”他认为,人心变坏,已经无法推行仁义。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,汉朝必须行霸道。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。


    魏徵反驳道:“若谓古人淳朴,渐至浇讹,则至于今日,当悉化为鬼魅矣,人主安得而治之!”如果人心不断变坏,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,君王要怎么治理呢?


    其实,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,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,还是法律,到底是轻徭薄赋,还是高压政策。


    当时,唐太宗不到三十岁,且战功赫赫,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,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。


    史载:“(贞观)元年,关中饥,米斗直绢一匹;二年,天下蝗;三年,大水。”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,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。直到贞观四年,才算拨云见日,天下丰收,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。


    唐太宗自己回忆道:“贞观初,人皆异论,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。惟魏徵劝我,既从其言,不过数载,遂得华夏安宁,远戎宾服。”


    封德彝。图源:影视剧照


    还有一次,朝廷派人征兵,封德彝上奏道:中男虽不到十八岁,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,也可一并征发。


    唐太宗同意了。魏徵坚决反对,当时他是尚书左丞,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。于是,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。


    唐太宗大怒,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:中男中魁梧壮实的,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,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,而你却如此固执!


    魏徵答道:治军不在人数众多。只要陛下治军得法,足以无敌于天下,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!而且陛下总说:“朕以诚信治天下,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”,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,却已经多次失信了。


    唐太宗惊愕地问道:朕如何失信了?


    魏徵答道:陛下刚即位的时候,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,结果秦王府的财物,照收不误。下令免除徭役,结果不久又说,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。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?


    唐太宗听后,高兴地说: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,怀疑你不懂政务,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,确实都切中要害。朝廷政令不讲信用,则百姓不知所从,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?朕的过失很深呐!


    于是,朝廷不征中男为兵。


    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里说,魏徵是“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”和“无所畏惧的谏诤者”。在史书中,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,指点江山的身影,这些是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事情。他的出现,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:太宗想炫耀武功了,他出来制止;太宗想大兴土木了,他出来反对;太宗想铺张浪费了,他出来劝诫。


    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:“每以谏诤为心,耻君不及尧、舜。”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。


    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。贞观十三年,魏徵上“十渐疏”。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,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:求珍奇,倾民力,拒直谏,远君子,尚奇异,轻臧否,好畋猎,疏上达,荒政事,重徭役。最后写道:


    “当今太平之基,既崇极天之峻;九仞之积,犹亏一篑之功。千载休期,时难再得,明主可为而不为,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。”


    唐太宗读后,甚为震动,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:“朕将虚襟静志,敬伫德音。”


    喋喋不休的谏臣,每次发完牢骚之后,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。


    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。


    03


    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“克终”,败亡相继?


    这也是悬在贞观君臣头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
    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。隋朝,一个“甲兵强盛”、“风行万里”的王朝,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,就“率土分崩”、“子孙殄灭”。如果没有隋的速亡,也不会有唐的兴起。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。因此,撰述隋朝历史,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,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。


    贞观三年(629),唐太宗命魏徵修《隋书》。魏徵不仅主编《隋书》,还亲自撰写了《隋书》的序、论。


    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:“其隋之得失存亡,大较与秦相类。”《隋书》认为隋亡于炀帝,正如秦亡于二世,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、穷兵黩武、营造无度、巡幸不止等做法。


    但是,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,《隋书》里问道:“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,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。其故何哉?”魏徵的答案是:隋文帝扰动百姓,是为了让百姓“安”,隋炀帝扰动百姓,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。同时,魏徵还认为,隋朝败亡之兆,起自高祖。从隋文帝暮年“无宽仁之度,有刻薄之资”开始,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。


    可以说,《隋书》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。


    《隋书》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唐太宗说过:“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”以史资政,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。


    在唐太宗的鼓励下,魏徵联合虞世南、褚亮、萧德言等人,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,编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,献给皇帝。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,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。


    以《三国志》为例,原书约69万字,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,十不存一。比如关羽,只选取到义别曹操,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。


    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。比如鲍勋,原文1300余字,只减到了593个字。鲍勋是个谏官,秉正无私。黄初六年(220),曹丕欲兴兵伐吴,鲍勋直言不可,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,最后大败而归。曹丕看他不顺,借故杀了他。《群书治要》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:“死之日,家无余财,莫不为勋叹恨。”


    陆逊是《三国志》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,他在《群书》的戏份只有400多字。而他的族侄陆凯,因为劝谏孙皓之故,篇幅竟有2700多字。


    可见,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,而在彰显“劝谏之臣”。


    因此,《群书治要》问世之后,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,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。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,十分受欢迎,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。


    可以说,魏徵在《群书治要》里夹带的私货,越来越不流行了。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“谏臣之道”?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?都不是。


    最大的原因是,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——唐太宗。


    贞观之后,再无第二个唐太宗,《群书治要》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
    魏徵。图源:影视剧照


    04


    有一次,唐太宗宴请群臣,说道:


    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为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谨,安国利人,成我今日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徵而已。”


    在唐太宗心中,是魏徵佐成了天下大治。


    唐太宗即位之初,“霜旱为灾,米谷踊贵,突厥侵扰,州县骚然”,既有内忧又有外患,灾荒严重的地方,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。


    贞观五年,“天下大稔,流散者咸归乡里,米斗不过三四钱,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。东至于海,南极五岭,皆外户不闭,行旅不赍粮,取给于道路焉”。


    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:经济恢复,政治稳定,社会风气良好。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,但是,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。因为,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,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、从未被超越的理想。


    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,就是君臣道合,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。


    一次,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,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,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,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:魏徵作为一个臣子,行为应有形迹,不能避开嫌疑,否则就会招来诽谤。虽然没有私情,也应当受到责备。


    后来,魏徵入朝说:臣听说君臣一心。如果不存公道,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,君臣上下都这样做,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。


    李世民诚恳认错: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。


    魏徵又说: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,不要让臣做忠臣。


    李世民问:忠臣、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?


    魏徵说: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,君主得到赞誉。忠臣自己遭祸被杀,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,国破家亡,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。


    魏徵知道,能够决定他是忠臣、还是良臣的,并不是自己的作为,而是君王的行径。也就是说,君主纳谏,使其成为良臣;君主顽固,使其成为忠臣。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,却不能没有唐太宗。


    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:“君但莫违此言,我必不忘社稷之计。”


    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。


    经历过天下之惊变,面对历史的殷鉴,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。唐太宗曾说过:“天子者,有道则人推而为主,无道则人弃而不用,诚可畏也。”畏惧什么呢?畏水能覆舟,所以先存百姓;畏偏听则暗,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。


    唐太宗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北宋时,包拯说过这样一段话:


    “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,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,故君臣道合,千载一时,事无不言,言无不纳。”


    好像只要臣子敢谏、君主纳谏,就能使得天下大治。


    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,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,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。然而,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,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。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,而非同行之人。


    熙宁三年(1070),王安石求去。宋神宗责怪道:“朕与卿相知,近世以来所未有,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,形固不足累卿;然君臣之义,固重于朋友。若朋友与卿要约,勤勤如此,卿亦宜为之少屈。朕既与卿为君臣,安得不为朕少屈?”


    大意是: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,君臣只是一种形式。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,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。更何况我们是君臣,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?含情脉脉,令人感动。


    后来,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,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。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。


    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,正如贞观之治一般,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。


    05


    贞观十七年(643),魏徵病逝。唐太宗痛哭流涕,为之神伤。没过多久,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,魏徵位列第四。


    然而,两人的结局都不太圆满。


    这一年,太子李承乾谋反,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。


    当时,侯君集、杜正伦与太子有染,一个被杀,一个被贬。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,说他们有宰相之才。唐太宗不得不怀疑,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,他有没有可能结党营私呢?


    随后,唐太宗得知,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,拿给史官褚遂良看,估计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。魏徵有了好名声,那自己不就成了被劝谏的昏君吗?唐太宗越想越气,完全丧失了判断力。


    于是,他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,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。


    贞观十九年(645),李世民亲征高句丽。如果放在以前,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,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。这一次没有了。唐军虽然取得大胜,太宗还是后悔了。回师之后,他叹息说:“魏徵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”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。


    最后的最后,唐太宗还是那个千古无二的开明君主。
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,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,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;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,尚且不能走出“克终者寡”的历史规律。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?


    魏徵留下的这个终极问题,只能待后人解答。


    【清】刘源:《凌烟阁功臣图》之魏徵。图源:网络


    参考文献:


    【唐】魏徵等撰:《隋书》,中华书局,1973


    【唐】刘昫等撰:《旧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


    【唐】吴兢:《贞观政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


    【唐】魏徵等撰:《群书治要》,中华书局,2014


    【宋】欧阳修、宋祁撰:《新唐书》,中华书局,1975


    【宋】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19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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